黄金 十年通常是指国民政府从1927年4月18日定都南京，到1937年11月20日迁都重庆期间的中国历史。最近这些年来，有人开始热衷“假设”，比如说，假设蒋介石一直领导中国，并且假设我们中国一直沿“黄金十年”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奋勇前进，那么今天的中国就会如何如何，等等。读史可以明得失，在当时的背景下，许多东西对我们今天的社会转型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让我们一起厘清，真实的民国“黄金十年”。

    彼时的国民政府虽然面临了严重的内外问题，如，国家统一，共产主义起义，以及深重的民族危机，主要是近邻日本的威胁，但仍一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逐步完成中央政权的统一，结束军阀纷争；另一方面，则在金融，交通，教育等近代化领域取得长足发展。这是需要肯定的。但同时，执政的国民党，执行的是一党的党化政治，它忽视城市居民要求民主和权利落实的愿望及农村广大农民需要人身和土地所有权解放的需求。以宪政的实现的名义拖延宪政本身，在社会改革方面积重难返。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不切当的经济政策(包括在土地政策的长期不作为）对于国民党统治后期的经济危机是致命的。

     从当时的一些讨论中就可以看出自由主义经济同统制经济（属于计划内范畴)的争论，统制的做法最后占了上风，他们的理据主要是当时仍处于盛年的德国和苏联，并在之后的抗日战争期间和之后几年得以贯彻。这一方面当然与孙中山的理论说法有关，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当时国民党要员的倾向，之后又体现于施政纲领。在这里，笔者认为，国民政府的政策失误主要体现在忽视当世最紧要的经济问题，从而选择避重就轻，以为一劳永逸的轻率决策，是过分推行一系列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做空产业经济，强行国有化，与冗余腐败沉疴的政府合力作用的结果。一语以蔽之，宋子文主政时推行的西化经济政策，受国民党高层盛行的统制思想左右，某些巨鳄要员利用公权之便行中饱私囊之实，都是问题的所在，是缺乏系统稳定和忽视一部分经济规律的表现。此系后话。

     到1936年，无论当时的国民政府抑或是它的实际代表蒋介石都可谓志得意满。蒋还在西安大办了其个人50岁生日。表面上，国民政府在外交上已取得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和苏联的承认；在内政上，十年之内，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尤其表现在交通和工业方面确实不再像过去停留在纸面，新晋的技术官僚在许多近代化举措上更进一步，全国名义上实现政治和解和统一，共产党政权被限制在西北一隅。这些作为蒋的个人业绩，确实有让蒋骄傲的本钱，其在日记不无得意地提起，“以前总以为要做一个时代的枭雄，中国之拿破仑，近日更进觉得要做曾文襄一类之圣人”。然而，蒋的个人自负很快将会化为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的一个注脚。历史的坎坷在这里发生了一次很微妙的转换。南京政府成立的四条宣言：密切革命军与人民的配合；造成廉洁政府；提倡保护国内实业；保障农工团体利益并扶助其发展。几乎条条都与这个政权未来溃烂的命运呼应。彼时，日本强敌在伺，国内民族主义高涨，已不是要做圣人的蒋介石所能掌控的了，历史在这里，又一次开了倒车。

                 作者：李明炜